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时批判和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形成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和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要求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其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回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程，研究其创新成果的特色和形成途径，对在当代中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其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特色

　　1. 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经济领域革命和建设的特殊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典作家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的革命理论、道路和方法。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学习和实践，曾经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总有人害怕革命和建设的方向背离经典作家的教导而走向歧路，最终无法实现目标，习惯于从经典作家论述中寻求依据，忽视中国所处现实环境的特殊性，把经典作家的论述凌驾于客观实际之上，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思想。

　　自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后，我们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之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就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现成教导，一股脑儿地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推行了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革命进程的经济政策。一是区别对待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允许和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在广大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不马上实行公有制。通过比较稳健的步骤，积累了经济领域的治理和建设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及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克服了以往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盲目实行计划经济的教条主义错误，针对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现状，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不管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从实践中发展和总结所得，而不是照搬经典论述的结果。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在革命时期的代表性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些理论是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

　　2. 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特点探索经济领域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方式

　　中国是一个大国，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封建经济和文化又持续了很长时间。这种文化与社会特点，使得中国发展模式必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特色。中华民族对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有着自己的理解，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小康国家是自古就有的理想追求。它重视国家、社会稳定和人民富裕幸福，认同政府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重视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经世致用，主张目的手段的辩证、协调、统筹和平衡，等等。这些内容，都为探索中国经济领域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式， 提供了丰富独特的思想文化资源，也为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避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提供了巨大的思想帮助。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分析和指引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和经济建设时，都既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加以指导，又注重对中国社会优秀文化成果的历史传承。他们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实际， 在实践中既借鉴中国历史文化经验，也注意吸取国内外历史教训，努力寻求中国经济革命和建设的适当方式。

　　例如，解放初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改造方针，其中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剥夺剥夺者的根本要求，又包含着中国和而不同的优秀文化传统。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有过和平赎买的设想，列宁曾试图实施，却得不到资产阶级的响应，在中国为什么能成功? 这不能不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毛泽东认为，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就是我们的同盟军，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不能过河拆桥，仍然要团结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资本的本性是要获取利润，但我们可以通过四马分肥的方式实现劳资两利，并对国家和社会也有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

　　邓小平通过三步走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目标的思考也是这样。这里既有对古人美好理想追求的肯定和继承，更有对当代中国老百姓迫切要求的关切和回应。面对十年动乱造成的经济停滞和极度贫困，邓小平认识到，必须加快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但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人民的共同富裕又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须遵循发展规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帮助和带动大家共同富;要通过三步走，逐步解决温饱、小康和现代化，带领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正是循着这种饱含着中华民族美好理想的清晰思路，形成了切合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这些，又都是别国既不可能提出，也不可能完全模仿的。

　　3. 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前苏联等国家虽然也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但是由于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 既没有解决好实践中的问题，理论上也缺乏创新，最终未能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没有得到坚持和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则从中国实际出发，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变革，不断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上升为理论，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早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就已觉察到从前苏联搬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改革，经济发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当时，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认识得不清楚，工作重点游移不定，加之国际形势的严峻，敌对势力的全面包围封锁，致使不能集中注意力搞经济建设，错过了多次改革发展的宝贵时机。直到十年动乱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改革发展才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最大的变革，就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发展生产力成为根本任务。为了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变革一切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成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到城市政企不分的国有经济体制;从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结构，到平均主义的单一分配结构;从指令性计划下的生产流通体系， 到盲目排外的自我封闭格局;从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决策，到地方部门各行其是的割据，等等，统统纳入了改革范围，成功的实践经验最终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土壤中形成的中国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名符其实的中国化。

　　以上分析说明，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从实际出发，深挖中国社会的文化历史资源，不断总结中国实践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坚持、发展和创新，不断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活力和生命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特色。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代又一代的反复不断地学习、理解和传播。他们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中，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并在与不同思想的辩论与斗争中，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1. 在学习与传播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其中国化奠定基础

　　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来学习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社会基础。在革命斗争早期，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需要不断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寻求革命的依据，因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如《资本论》等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信仰并传播这一理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的前辈是从中国的实际需要来传播和接受这一理论的。在接触、了解、学习、翻译、和介绍的过程中，不断地从中国需要的角度加以解释，用中国人能够弄懂并接受的语言进行宣传。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他们越来越了解这一理论的系统性，在系统框架内努力保持理论观点的一致性。并通过自己判断，认识到这一理论能很好地说明中国社会的实际，解决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自觉性，为其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人民大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是在为其中国化进一步打造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 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部分到系统的过程。其中，人们不仅了解了它基本的结论性观点，而且掌握了其论证的过程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在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践检验，也更加扩大了其影响力。同时，从受众面来看，也从少数人的关注和兴趣，转向群体的接受和普及，从社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转向作为指导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上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更多地希望通过了解和学习，加深对其基本理论把握的准确程度。随着人们对其了解程度的越来越深，掌握内容的越来越全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越来越高，是非辨别能力、实践运用能力越来越强。这些都可以说，是在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奠定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2. 在实践运用中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理论， 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增添新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主要是在运用与实践的过程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必然要努力解释并帮助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碰到的现实问题，不能幻想通过熟读经典作家的相关结论，就可以顺利解决问题;而只能从各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问题，摸索总结事物发展规律，学会按客观规律办事，去争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只有积累了较多的成功经验， 我们才能把它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成功运用的典范，中共在新时期的改革探索更是如此。邓小平从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开始，认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改革实践从农村起步，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工潮的风起云涌，一直到今天农村经营方式的再次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铺开;在城市，从企业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试点到混合所有制， 包括外商外资的多种经济成分、市场体系、股票证券和各种经济开发区等等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正是这些边改边试、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探索， 把中国从单一计划经济的死胡同中解救出来，生产力空前解放、迅速发展，一举从温饱都成问题的落后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极大改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事实告诉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经典作家描述，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而产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它是中国改革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的提炼和总结，是由中国的成功经验上升而来的系统化经济学说。当之无愧地说，是中国智慧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开拓了新的境界，从而实现了它在新时期的中国化。

　　3. 在辩论与斗争中进一步创新发展并发扬光大，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主要有两个动力：一是已如前述的实践需要， 恩格斯曾说它比10 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前进。二是理论斗争的推动：马克思早就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斗争中产生，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它的中国化，也必然会面临内部的不同思想以及外部敌对势力的种种反对。也正是在与不同思想甚至反对意见的激烈辩论和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的中国化，还包括着它被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自觉用于指导实践。如果中国化成果不被中国人民所认同， 不能实现其大众化，那么其中国化也就有名无实了。不同理论观点的辩论与斗争，最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最有利于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正确观点的传播和普及，让它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两次成果，都是在辩论与斗争中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提出以后，就曾遭到党内外不同意见的反对。特别是党内一些同志甚至高级干部，对其中保护工商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很不理解，以致在工作中经常发生剥夺农村富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刘少奇等曾为此在多个场合阐述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进步性，批评一些同志在土改和城市工作中左的错误。这样的辩论与斗争，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甚至三大改造完成之后。这样的辩论和斗争，使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原理，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新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世界范围内早就存在着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既定结论，中国如果接受市场经济，许多人认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邓小平一反传统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争论从上世纪70、80 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终于通过他的南巡谈话而一锤定音，在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亿万中国人民在争论中不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普及教育，而且懂得了如何创新和发展，并在其指导下创造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奇迹。实践检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真正体现。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我们可从以往历程中得到启示。习近平同志最近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次重要讲话，也为我们指明了基本原则和主要方向、目标。

　　1. 继续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和局限，还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搞市场经济， 必然要引进资本、利润等相关范畴，也必然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有益理论成果，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但这不等于我们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作用， 而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甚至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更多的干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为其中国化奠定基础。今天我们要继续推进其中国化，必须首先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再三要求大家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大家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习近平同志概括和强调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策， 都已在我国30 多年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中经受了检验，被证明是引领中国这艘巨轮继续乘风破浪的航标。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些重大原则，才能保证我国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不走老路回头路，更不走邪路断头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用更为丰富的中国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新的内容和强大佐证。

　　2. 继续立足我国国情和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国改革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矛盾和不尽完善之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消极腐败、市场秩序混乱等现象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等等。这说明，我国改革发展无论是在行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指导方面都还面临着新的十分复杂的课题，需要我们不断研究新问题、化解新矛盾、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任务，永远不会完结。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经济在实践上的探索远快于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如林毅夫所说，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恰恰充满难以用现有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必然容许私有制经济、雇佣劳动、按要素分配和贫富分化的存在，这与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基本纲领发生了矛盾;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然容许将利益挺在前面，导致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混乱和消极腐败现象丛生，等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还需要做许多努力。需要从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归纳、总结出新的更加适合实践需要的理论，创新成为坚持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由之路， 这需要我们继续立足国情、面向实践，总结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

　　3. 着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因为它们在中国土壤上产生，结合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点，形成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要继承并大力发扬这种好的传统。

　　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我们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范式，而只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诠释和汇集。在他们心目中，充满数据图表，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才称得上是规范的经济学。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我们固然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以补充定性分析的不足。但我们没有理由轻视甚至否定业已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洪银兴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包括： 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基本立场;以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阐述经济规律为基本任务;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如果以此为对照，我们完全可以充满自信， 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历史条件下，把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视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回答我国改革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就一定能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