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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汾河流域.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第一大河,发源于宁武县管涔山,分为三段,太原上兰村至介休义棠为中段,三坝灌区和平遥正位于此.
汾河流域位于山西中部,流域面积39471平方公里,流域包括忻州、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等6大城市41个县,穿越太原、临汾两大盆地,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流域内,人类最早生存耕耘于此.远在10万年前的“丁村人”至炎黄时代后的尧舜禹建都于此.隋末 父子起兵太原,夺取天下建立大唐,可称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2.明清时期用水管理.
（1）明代用水管理.明代以前汾河灌区的灌溉记载,大多只记工程不记管理,用水辦法无从知道,明代中叶汾河灌区内跨县渠道出现后,才开始有用水管理的记载.
三坝灌区在明代已有汾阳、平遥、介休、孝义四县渠和平遥、介休二县渠,打破了原来一县范围内的渠甲轮期用水制度,迫使官府出面定立各县的分水和用水制度.
万历二十七年（1599）,有了汾河灌区第一个在一渠两县的渠道上分水和用水的管理办法.
万历二十九年（1601）,当时的分水程已不再是仅对一条渠道的水程分配,而是对汾河一道或数道拦河引水坝的水程分配.汾河三坝地区的用水管理已逐步由一渠一县或数渠一县的轮期用水管理发展为一渠数县或数渠联县管理；由原来单纯的渠道用水管理开始发展为对渠道和河道的用水管理；管理领导由原来的渠甲负责发展为联县官府插手.
（2）清代用水管理.清代汾河灌区的用水管理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太原地区的渠甲管理制,一种为三坝地区的“八大冬堰”堰长或堰董管理制.两种管理的共同之处是无论渠甲还是堰长、堰董,都由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乡绅担任,水权掌握在他们手中,由他们管理,实际为绅士自办形式.
清代的用水规程是在实践中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光绪十七年（1891）道署会同有关各县规定了“凡筑堰者,必须呈请官厅批准方可兴筑.按该年筑堰数目,分配一百三十五日之用水日程.”
光绪三十年（1904）,汾河八大冬堰齐筑.为以后永绝争端,道署根据此次分水程情况,比照摊扣,明确规定了八大冬堰的用水日程.自此,汾河八大堰的水程固定下来,每年按筑堰条数自上而下排列各堰顺序,属第几堰即按第几堰的水程用水.这一办法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摘要：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对水库工程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更好地促进了水管单位全面、协调、科学发展。水利工程管理考核也是对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工作状况的衡量，对国家、行业制定的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办法的贯彻执行情况的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和评价。对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工程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实践与体会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工程概况
石梁河水库位于新沭河中游，苏鲁两省的赣榆、东海、临沭县三县交界处，水库于1958年开工兴建，1962年建成。水库承泄新沭河上游和沂河、沭河部分洪水，担负沂沭泗流域洪水调蓄任务，可有效地将沂沭河洪水就近东调，减轻南四湖、骆马湖及下游周边地区的防洪压力，提高沂沭泗地区的防洪标准。是一座具有防洪、灌溉、供水、发电、水产养殖、旅游等综合功能的大（2）型水库，水库防洪保护范围20_余平方公里，主要包括连云港市区、陇海铁路、淮北盐场、田湾核电站、赣榆和东海两县三十余乡镇及90万亩耕地，近100万人口。它既是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连云港市重点防洪保安工程。另外，石梁河水库是连云港市工业和居民生活用水的备用水源，当蔷薇河水源不足，可向市区调水，确保连云港市工业和居民生活用水。
2水库工程管理考核过程与结果
石梁河水库管理处积极组织开展水利工程考核的准备工作，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对照考核标准，逐项检查落实，发现问题及时整改。20_年l2月初，省水利厅专家组对水库所属的各类水工建筑物、设施设备及工程管理档案进行现场检查，听取管理单位自检情况汇报，并进行了充分讨论，对照《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核标准》分类逐项赋分，最后得出综合评分为926分，且各类得分均不低于85％，依据《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规定，考核专家一致认为连云港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已具备江苏省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条件，同意评定为“省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20_年12月底，石梁河水库管理处通过省水利厅组织的“省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复核验收。
3水库工程管理考核的目的和意义
《水库工程管理考核标准》分为组织管理、安全管理、运行管理和经济管理四大类，三十一个小项，每一个小项中又包含大量具体的内容。考核内容十分全面，涵盖了管理工作软、硬件的各方面，考核的对象不仅仅是水管单位的工程管理，还包括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障、土地资源利用、水政执法等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水库工程管理考核对水库工程管理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更好地促进了水管单位全面、协调、科学发展。同时,水利工程管理考核也是对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工作状况的衡量，对国家、行业制定的政策、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办法的贯彻执行情况的检查，对水库工程的运行管理状况、安全管理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
另外，开展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对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工程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不断的考核、整改、提高，使工程管理上台阶、上等级，达到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被评定为“省一级水管”单位是全省水管单位的典范，代表着水管单位的形象和工程管理水平。因此，水管单位的考核评定应遵从高标准，严要求，在行业内能起到典范、表率的作用。
4管理考核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不足
1)工程日常维修、养护工作比较薄弱，缺乏高素质、高技能的技术工人。2)职工业务技能培训的深度和力量还需要加强。3)对水库工程管理考核的标准和要求，理解分析不够深入，考核工作不够到位。4）水库库区确权划界，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牵连的单位多，涉及的关系很复杂，单靠管理单位的力量很难完成。5)档案管理工作比较薄弱，缺乏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提高。
5水利工程管理考核注意事项和体会
5．1领导重视，强化组织，落实责任，齐心协力，推进工程管理考核工作
连云港市水利局领导非常重视水库工程管理考核工作，局领导及有关处室多次到石梁河水库管理处指导考核工作。管理处还专门成立了管理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由管理处主任担任组长，副主任担任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和主要技术人员为成员，组成职能型组织管理机构，是水库工程管理考核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水库管理处以工程管理考核为契机，通过组织宣传，动员全处的干部职工关心、支持，并积极参与考核工作。同时，组织学习《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吃透文件精神，处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分管领导亲自抓，按照办法及标准要求，立足自身实际情况，认真梳理工程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实事求是地制定全面的、详细考核实施方案，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要求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水库工程管理考核工作。同时，对考核工作进行具体分工和安排，制定考核工作进度计划表，每月召开考核工作汇报会，解决考核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进一步督促水库考核工作，确保考核工作顺利推进。
5．2针对考核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邀请有关专家现场指导
水库工程检查、观测、维修养护工作，按照各科室、站所的工作规程、岗位职责等，规范职责范围和工作程序。针对水库建筑物正常运行管理工作，编制了《石梁河水库水库技术管理办法》；结合管理处调度权现状，编制具体的调度规程和调度方案，整理防汛责任制度。完善了闸门与启闭机操作规程，金属结构及机电设备维护制度，闸门启闭机房管理办法，并明示。完善观测记录表格，制订一整套水文和监测记录表格，并且装订成册，结束了过去原始资料零散迹象。
5．3精心编写自检材料，突出管理特色
对照《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的有关内容，管理处进行了全面的自检，认真编写《石梁河水库工程管理考核自检报告》和收集备查资料，并整理编印成册，还制作了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汇报材料。在多媒体汇报材料中，既按照考核标准逐项说明，又突出了自己的特色，汇报材料突出了——工程安全、环境优美、管理现代化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等特色，给专家组留了深刻的印象。
5．4对照考核标准，逐项检查落实
《水库工程管理考核标准》分4大类、31个项目，每一项目分为若干小点考核内容。在准备工作中，要认真领会每一点考核内容的精髓，对其进行详尽的分析，准备充分的工程管理资料作为考核的基础，涉及到考核检查现场的，按要求布置整理好。对未能达到考核内容要求的方面，尽力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和整改方案。比如完善管理规章制度、完善防洪预案的可操作性、抓紧在工程管理范围内树立界桩和加大人力清理卫生死角等，切实按照考核内容的要求，逐一检查落实。
5．5缺乏专业档案管理人员，档案的专业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多以工程管理人员为主，对档案管理工作不太重视，认为只要有档案资料可以查阅即可，具体管理程度的好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把工程管理工作抓好就行，导致，管理单位很少有专门从事档案管理的专业人员，而管理人员只是通过一般业务培训，培养档案管理人员专业水平和专业技能比较欠缺，档案管理专业化程度不高，大多数管理单位档案管理水平和标准相对考核标准要求甚远，在管理制度上，要建立健全档案管理、保密、立卷归档、销毁等制度，在档案管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促进水管单位档案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总之，要重视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工作，必需要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全面系统地解读考核标准和要求，认真吃透和领会考核标准和办法中的各个要素和要点，分析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切实做到发扬长处，弥补不足，加大整改落实力度，进一步完善提高工程管理中的不足，促进工程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轨道。
陈必平，男，1975年12月，江苏灌云人，大学本科，工程师，主要从事工程管理工作。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杨haochao《中国水利史》课程论文论秦代水利发展史姓名：杨超学号：20_2776专业：农业水利工程20_年12月27日摘要秦代三大水利工程是：四川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和广西的灵渠。在众多游记、散文等文章中多有介绍，但大都是泛泛而论，而鲜有深入剖析之文。为什么这三个著名的水利工程都出自秦代而且大都利及千载？它们究竟有什么奥妙？因为秦国欲并吞六国，必须建设强大的军队，到了秦始皇时代已拥有六十万兵马之众，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草供给，这就必须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同时还要相应发展交通运输以利战备物资的输送，因此秦国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兴修了这三大水利工程。关键词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前言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不可替代的特殊自然资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水利经验，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与水有关的思想、信仰、精神、风俗等，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水利文化。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是先秦国（朝）的三大水利工程。这三座坐落在中国大地的水利工程，各具特色，各有故事，经历了20_多年的风雨，有的至今仍然在造福后世，有的以发人深省的哲理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秦代水利的发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20_多年前，成都平原不是现在这样的天府之国，而是广受从西部高原冲击而下的岷江之苦，常常成为一片泽国。李冰父子来到这里后，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测算与实验，带
战国战国末期，秦国国力殷实，重视水利，及至统一中国，生产力更有较大发展。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见郑白渠）和沟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灵渠，被誉为秦王朝三大杰出水利工程。国家的昌盛，使秦汉时期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汉武帝瓠子堵口，东汉王景治河等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和宁夏、内蒙古的黄河河套，也都兴建了引水灌溉工程。隋唐隋唐北宋五百余年间，是中国水利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技术水平也有提高。隋朝投入巨大人力，建成了沟通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大运河，把全国广大地区通过水运联系起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除了大力维护运河的畅通，保证粮食的北运外，还在北方和南方大兴农田水利，包括关中的三白渠、浙江的它山堰等较大的工程共250多处。唐末以后,北方屡遭战乱，人口大量南移，使南方的农田水利迅速发展。水利法规、技术规范已经出现，如唐《水部式》、宋《河防通议》等。元明从元明到清中期，中国水利又经历了六百年的发展。元代建都北京，开通了京杭运河。黄河自南宋时期夺淮改道以来，河患频繁。明代大力治黄，采用^v^束水攻沙^v^，固定黄河流路，修建高家堰，形成洪泽湖水库，^v^蓄清御黄^v^保证漕运。这些措施对明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为淮河水系留下严重的后患。在长江中游，强化荆江大堤，并发展洞庭湖的圩垸，促进了两湖地区的农业生产。珠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的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但从整体而论，自16世纪下半叶起，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已趋缓慢。清朝清末民国时期，内忧外患频繁，国家无力兴修水利，以致河防失修、灌区萎缩、京杭运河中断，水利处于衰落时期。但是海禁渐开，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成立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水利院校，培养水利技术人才。在这一期间也修建了一些工程，如1912年在云南建成了石龙坝水电站，20年代修建了珠江的芦苞闸，30年代修建了永定河屈家店闸、苏北运河船闸和陕西的关中八惠灌溉工程等。但在全国范围内，水旱灾害日益严重，整治江河、兴修水利，已成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扩展资料：“治国必先治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水利建设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v^主席先后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华夏大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利建设热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v^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
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
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富是财富，贵是权力地位。
富在古代被看做“五福”之一，“听聪而致富”，“听聪则谋当所求而会，故致富”(注：见《尚书?洪范》孔颖达疏。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说明富可以靠经营和智慧得到。
贵在古代被看做“王命之官”。
按照古代刑法中的议贵的范围，在汉代是县令以上的官，以后则规范到三品以上职事官。
富与贵相比较，富者未必贵，致富有多种途径;贵者一定富，致贵则只有为官一途。
研究道德自律、法律强制、致富之道、为贵之途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就必须了解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倡行道德，严明法律，鼓励致富，多途选官，当然是顺应社会的发展。
然而，在中国古代相对匮乏的经济条件和官僚政治体制下，很难看到具体效果。
有人说是靠命运，也有人说靠人为;有人说靠机缘，也有人说靠努力，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有不同样的结果?如果纳入政治范围来解释，或许会可以解明其中一些疑惑。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也就是说，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就用刑罚来制裁，民众为了避免刑罚而服从，但无廉耻之心而规避;政府用道德力量来开导，民众不服从时，用礼来督促，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而遵从。
根据这个道理，自汉代制定礼刑相辅与以礼入刑的原则以来，就成为古代立法的中心思想。
在法制上，虽然代有因革损益，但这种中心思想未变。
可以说《唐律疏义?名例》中提出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与孔子所讲的意旨同归。
道德的存在范围原本极为广泛，并没有什么界限，但在古代政治的作用下，政治规范着道德;把它局限在“五伦”之中。
儒家伦理的“五伦”结构，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是逐渐演变而成的。
在《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其弟子的问答，弟子凡37问，孔子给予不同的回答，但总的可以归结为“仁”，所以有人称孔学为仁学。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
孔子在《论语》中仅提到亲子关系的孝与兄弟关系的悌。
在《礼记?内则》中提到男主外、女主内。
在《礼记?中庸》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等记载，疏引郑玄：“中庸者，以其记载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jí@①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依郑玄见解，五伦关系是孔子之孙孔jí@①概括出来的，递衍至孟子，才完全建立起五伦的理论，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
梁启超认为：“君如何始得为君，以履行对臣的道德责任，故谓之君，反是则君不君。
臣如何始得为臣，以履行对君的道德责任，故谓之臣，反是则臣不臣。
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莫不皆然。
若是者，谓之五伦。
五伦完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则相人偶的五种方式。
”(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
)梁启超强调对等关系，却忽略了制约着“五伦”的上下有别的政治不平等关系，而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不仅在伦理道德中反映明显，而且是用法律加以规范。
众所周知，五伦是在古代社会和君主政治体系中导引出来的，内涵着严格的尊卑意识。
尊卑上下的等级分明，表现为明显的阶级差异，而这种阶级差异建立在社会政治的基础上，就会出现明显的不平等。
以《唐律》而言，虽然朋友一伦中关于借贷、交易的信，可以属于相互平等，但在违约负债上还是偏颇于债权人;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都是依照尊卑上下而分出等级差别。
这样，在法律上，官吏、地主所受的法律制裁就有别于平民百姓;在日常礼仪上，士绅就是不同于普通百姓;在道德规范上，官吏与庶民就是有明显的差别;在行为规范上，君子就是不同于小人。
这种不平等正好反映道德和刑罚的本质，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政治观。
政治上的尊卑等级在富贵的概念上也有明显的体现。
所谓“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刀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对;问庶人之富，数畜而对。
”(注：《太平御览》卷471《人事部?富》引《礼记》曰。
)这里完全是按照政治等级而论的，说明富的不平等。
对富的追求也有不同的态度，“儒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礼记?儒行》)的观念，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的认识，承认富是所有人都希望的。
贵的概念则等级观念更为突出，“夫带三寸之印，拖丈八之组，戴貂曷鸟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卒警跸，叫呼而行”，(注：《太平御览》卷470《人事部?贵盛》引《苏子》曰。
)这是贵的主要标志。
在中国古代的认识中，富者不见得就是贵，而贵者就一定富。
“夫贵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贵也，故士之欲贵，乃为官也;然欲富者，非为贵也;从是观之，富，人之所极愿也”(注：《初学记?富贵》。
发财致富，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志愿，也是人类的共同欲望。
富是人人可求的，贵则不然，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比富更难求，虽然贵也是人们的欲望，但毕竟取得要有许多条件，正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既然富贵取之必须有“道”，因此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刑罚中，对那种“不道”都有所谴责与惩治。
在道德上，要求“富而有礼”(《礼记?表记》)，“富而无骄”(《论语?学而》)，“富而能臣”(《左传?定公十三年》)，“贵有常尊”(《左传?襄公十二年》)，“贵不慊于上”(《礼记?坊记》)，“贵而知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对于那种非道致富，富贵而不知用，无不认为是取祸之渊，称之为三患：“富贵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
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蹶身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贵之所致”(注：《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
在刑罚上虽然没有明显规定富贵的界限，也没有如何处治富贵的条文，但有对那些非法致富和贵而凌上的行为却有惩罚规定。
如果把礼、刑、富、贵纳入整个社会整体，它们都不是独立的。
如果把礼、刑、富、贵纳入政治体系中，则礼、刑、富、贵又不得不服从政治。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权力是代表社会秩序的主体，“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是爸爸式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70页。
这种政治权力形态的本质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也是绝对的。
权力允许，就是德政;权力不允许，也是理所当然。
权力来自最高权力者的意志，权力的分配是恩典，取得者也要看输诚尽忠的程度。
在社会和^v^稳定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还可以在制度化共识之下，按部就班地运作。
但是，在充满着危机而混乱的时期，这种分配和输诚尽忠就不可能有制度化的共识，制度化的规则也难以产生作用。
制度规则的破坏意味着政治的昏暗，向当权者输诚尽忠则成为保证权力和利益的唯一条件。
此时，政治权力成为决定因素，成为结党营私，瓜分经济利益的手段;反过来，结党营私和经济利益也就成为不可缺的要素，两者互相作用。
可以说“富”与“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推动个人进取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礼”与“刑”是社会的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工具。
然而，在政治权力的作用下，道德的原则被破坏，刑罚的公正被扭曲，权力所有者对富贵的追求也表现出不择手段，使社会是非颠倒，风气败坏，人心险恶，贪风盛行。
因此，有必要对礼、刑、富、贵四者之间的整合或冲突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现代人们把财富和权力当作一种社会资源，尤其是权力，它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稀有资源，它不但掌握着其他资源的命脉，而且控制着整个社会，成为决定掌握其他资源的主要条件。
权力成为决定的条件，政治的效用就高于一切，“政治权力成为结党营私，瓜分经济利益与钱财的不二手段。
反过来，钱财也成为经营政治势力不可或缺的要件，两者互相搓揉共生”(注：叶启政：《当前台湾社会重利爱财之价值取向的解析》，载《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987—1008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
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用政治权力来谋取财富，用财富来谋取政治权力，几乎成为惯例。
在中国古代，财富获得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人的性情都有求财的欲望;只要不辱祖先的行业，每人都应择一业治生;在一个上轨道的国家，贫穷是可耻的。
求财致富的手段不外乎作力、斗智、争时;出奇创新亦多可致富”(注：刘翠溶：《中国人的财富观念》，载《中国人的价值观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705—720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2年。
这是专门就普通人的财富获得而言，说明财富的有无不取决于权力的大小，但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着权力的大小决定财富多少的问题，而取得权力实际上也是获取财富的最佳途径。
记得吕不韦在“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注：《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
)以后，把耕田、经营和当官的赢利进行了比较，得出当官利润最大的结论，将千金全部投入谋取官职。
司马迁在叙述致富的各种途径时，也提到：“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的致富的总脉络，同时特别指出“富者必用奇胜”。
在历数致富的事例之后，司马迁得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còu@②，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臣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的结论。
素封：《史记正义》认为是“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
司马迁把富有的程度与王公贵族比较，认为这些富有者只能与贵进行比拟，但不是实际的贵。
这既说明了在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决定作用，也说明了政治权力对财富的控制能力，更表明政治权力对财富有绝对的优势。
道德和富贵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念，道德可以称之为理想的价值观念，富贵则是现实的价值观念。
理想是高于现实的，也是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出现的，以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富贵的看法，就可以证明。
比如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礼记?表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曲礼》)，是基于道德上的认识，因为社会现实就是：骄淫等于招祸之源，“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盐铁论?贫富》)，期望的是道德，却又不得不看到现实。
“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富者不仁，仁者好施”(《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是对现实批评和感叹，也是基于现实的提升。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是基于道德上的劝勉，也是现实生活的提升。
从这些道德上的认识来看，可以发现道德观念上的违道必然会得到相反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则是现实的，更主要的则是基于法律的违犯和政治上的灾难，因为违反道德规范，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是道德的保护，也是维护道德存在的保证。
在传统的立法思想中，“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尚书?大传》)。
这是中国古代一成不变的立法原则，也是统治者所标榜的德政，但在传统的人治社会，这种原则和德政往往会被扭曲。
道德规范要求人们按一定规范来制约自己的行为，而法律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由于法律的制裁结果是以强制为前提的，这样法律的执行者就有权力。
固然，法律执行者必须严格按法律实行，但对法律的解释和运用却始终掌握在当权者手中。
“然其律法简古，文义深邃，治狱之吏非老于案牍者，则未尽知。
苟或法司狱成，定拟之际，先失详明，误乖律义，致有轻重出入之非，而况罪诬于人否，则终身之玷，而死者不能复生。
”(注：《律解辩疑所载律文?序》，《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一册，第277页。
)虽然国家有律条，官府有律例的集解、疏义等，但执行者仍然有很大的余地，若是“吹事好求，苛刻是务”，也就难免出现“以深文巧诋为能，以哀矜勿喜为拙。
故入夫罪则旋添情节以合律妄，引夫例则摘去字句以从招，甚至清托徇人，通贿自鬻于以枉，其是非之实，又有不可胜言者”(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7《听讼?前言》引毛恺曰。
)的现象，那么，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拟、滥罚等情况就不可避免。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v^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v^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 和江苏铜山丘湾 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 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 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元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一卷，元代黄溍撰。黄溍(1277—1357)，字晋卿，一字文潜，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代著名史官、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史识丰厚。一生著作颇丰，诗、词、文、赋及书法、绘画无所不精，与浦江的柳贯、临川的虞集、豫章的揭徯斯，被称为元代“儒林四杰”。他的门人金涓、王袆、宋濂、傅藻等皆有名于世。元大德五年(1301)，25岁的黄溍，被举为教官。两年后，又举为宪吏。可是不久，黄溍仍退隐于家，沉湎于写诗作文。元延祐二年(1315)，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提升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改任绍兴路诸暨州判官，后又奉省撤监税杭州。黄溍任州县官，历时20余年能廉洁自律。至正十年(1350)四月，黄溍年已七十有四，终于告老还乡。他南归故里后，悠然生活在稠州乡村田野间。但他依然勤治学，严修身，到老不懈怠，尤其是吟诗作赋，意趣不减当年。“遇佳山水则觞咏其间，终日忘去”。其间所作之《秋怀五首》，借景抒情，表达了黄溍迟暮之年的心情，也反映出忧国忧民的情怀。黄溍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据《元史》记载，有《日损斋稿》33卷、《义乌县志》7卷、《日损斋笔记》1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皆考证经史子集异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则尤精于‘辨经’，如：引《史记》‘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之文，证颜师古《汉书注》之误;又引《宋实録》‘李继迁赐姓名不在真宗时，证僧文莹《湘山野録》之误，引据尤极明确，非束书不观而实仅臆断者也”、清人陈晋又对此书逐条加以考证，更为详明扎实。
今有：《日损斋笔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日损斋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古代史论文
浅析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之比较 社会发展学院 唐莹
02110123
[摘要]管仲与梭伦,一个是先秦齐国时期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相伊，一个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在古代中西方历史上交相辉映，从而推动了两国历史的进步。在二者的改革与实践中，既有相似处，又有不同点。本文从社会背景，改革内容，历史价值三方面就两者的政治改革的比较作一简论。
[关键词]管仲；梭伦；民主政治；君主专制
管仲相齐，梭伦执政，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他们在各自国家进行了一场至今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得各自邦国日益强盛。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风潮下，各国发展既趋同，又有各自的特色，从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入手，分析和比较他们的的政治改革，对现在社会的发展有其裨益之处。
众所周知，管仲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阶段。自从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做大,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发，群雄竞起。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多年以来，齐国都是东方大国。齐国濒临大海，鱼盐资源丰富，国内矿山多，矿资源充足。可是，在齐桓公上台前夕，齐国却在与其他诸侯国争霸中处于劣势。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下降，诸侯国君的地位也随着动摇。具体到桓公时，他又是在高、国二氏的支持下才得以执政，齐君成了名以上的最高权力者和统治者。中央的主要官职，像大
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主要是由贵族卿大夫充任，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当时齐国的贵族有“高（文公后）、国、崔、庆、栾、高（惠公后）、陈、鲍等氏”，“他们凭借着伟大的权势，世执国政，上挟王侯，下治臣民。”[1]垄断^v^的贵族卿大夫们，凭借着宗法血缘关系，世代霸占着高官显职，甚至是左右国君的废立。这已经威胁到了君权的加强。
管仲，名夷吾，字仲，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败死，管仲被好友鲍叔牙推荐给桓公，成为齐国相伊，被称为“仲父”。管仲是姬姓的支属，与周天子同姓，父亲曾是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落。管仲曾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了解百姓们的想法和要求；又辅佐过国君的儿子，所以对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端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整体走势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之后的他的改革中，许多措施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改制的先河。
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城邦是贵族政治。雅典的国家已初具规模，在新形成的国家中贵族院是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掌握有最高的刑审、监察、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执政官和公民大会等都受到贵族院的控制和支配。贵族院“职掌保护法律，管理最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国事”，它的成员都必须出自血缘高贵的氏族。执政官九人团虽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机构，但是这九人必须出自于贵族，接受贵族院的推荐和裁判。而名义上拥有很大权力的公民大会却只是徒有虚名，它的开会的议程皆需由贵族院的安排，其实也就是处于贵族院的控制下。广大的平民因受门第之见和财产限制不能参加国家大事的决策，因而也
就丧失了应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下层平民与工商业奴隶主结成了联盟，与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平民与贵族形成了对立：“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们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各党长期保持着互相对抗的阵势。”[2]随着斗争的越演越烈，公元前632年基伦暴动，在雅典成立僭主政治，但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很快就被贵族镇压了。公元前6，贵族被迫颁布了德拉古法典，但这部法典并没有满足平民的要求，所以斗争更加尖锐。在内部矛盾如此激化的同时，雅典也在外部面对着科林斯和墨加拉等城邦的威胁，并且雅典还丢了萨拉米斯岛。至此，雅典城急需一位调停员，就这样梭伦来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普鲁塔克曾指出：“雅典人中最聪明的人都把目光盯在梭伦身上，他们认为他是唯一和当时的罪恶最无牵涉的人。”[3]
梭伦，生于雅典，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年轻的时候，一面精神，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考察社会风情。他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境地，于是他以“仲裁者”、“中介者”、“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在城邦最危险的时候。这也造就了他改革的风格，中庸思想，既不迁就贵族又不偏袒平民。
由此看来，梭伦与管仲虽处于不同的时期，但在他们改革的过程中的都面临着贵族的强硬势力和阻挠，下层平民受到上层贵族的压迫。当然，二者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二者所承袭的历史传统不一样,所以这也使得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的任务不同。管仲处于奴隶制社会，他要解决的是称霸图存；梭伦则是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而他最想的就是摆脱国内政治危机。他们的改革只是顺应了各自历史
发展的潮流。
为了称霸诸侯,必须修明内政,发展国力,于是管仲任相后,对齐国国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管仲看来，“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管子 牧民》)，所以国家的'根本在于君上，有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也就拥有了国家的根本，所以，他的政治改革走的是一条建立君主专制的道路。由此，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隶属于于君主的专制系统就此诞生。在地方，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措施。管仲把国君直辖区分为国、鄙两部分，然后对国都和鄙野地区用不同的办法进行管理。关于“叁其国”，“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叁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国语 齐语》）；关于“伍其鄙”，“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帅一大夫”（《管子 立政》）。无论是城市的的乡长，还是农村的五属大夫，都要直接向君主负责。每年的正月要上朝汇报治理情况，听从国君的旨意，而国君就根据他们的政绩来决定他们的升迁、降职。在中央，设立多种职位，由这些官员来辅佐国君处理国家事务，但他们并没有决定权，一切决定都取决于国君。而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管仲又设计了“法治”体系，将“生杀富贵贫贱（《史记 管晏列传》）”之六柄牢牢掌握在国君手中。他将君、臣、民和法的关系作了界定：“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 任法》）。在
管仲的法治体系里，君主掌握立法权，大臣进行执法，而百姓只能一味的遵从法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管仲又十分注重人才的发展、使用，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选官标准和措施，在制度上表现为“三选制”。首先，各乡把有才德的人推荐给国家；然后，有关部门再对各乡所推之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选择优秀的人推荐给君主；最后，国君亲自审核使用，合格者被任命。
反观梭伦改革，又是另外一条路。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是他改革的第一重要内容，为此，他重新规定了国家政治机构。一规定雅典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为了防止贵族院对公民大会的操控，他又设立了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400人议事会，负责提出议案。二规定，执政官九人团是最高的行政机关，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三规定，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机关，处理法官的任何案件。四规定，贵族院是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在重新划定的政治机构中，将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v^，监督权分开，在他的法治体系中，雅典的的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共同拥有立法权。这意味着一切国家事务均由公民大会商议，虽然，贵族会议仍然是“国家的一般监督者和维护法律的机构”[4]。为了解决雅典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梭伦从经济入手，重新调整各阶级自国家^v^中的地位。他将雅典自由民按财产多少分为四个等级，500斗级、骑士、双牛级和日拥，并按等级的高低确定担任什么官职。财政人员由第一等级公民担任；执政官等9个高级官职由第一、二等级公民担任；四百人会议代表由前第
一、二、三等级公民担任；第四等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
庭。梭伦改革了德拉古时期用抽签选举的方式，“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举。”[5]虽然第一道程序可能会受到贵族的影响，但候选人还要经过第二道程序的抽签，因此有一定的优势。
毋庸置疑，管仲与梭伦因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必然使得二者的改革走向不同的道路，一个“法自君出”，一个“主权在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在他们的改革中，都不约而同的重视法治的重要性，都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两个不同时空的伟大政治家，在这两点上做到了一致。
梭伦与管仲所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一次民主建设，后者是一次君主专制政治建设。而正是这种性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改革便更能体现出两种迥异的历史价值，并深深的影响了以后的西方和东方的政治的发展。
管仲的改革人为的在人们的心理上、生活里、生产中，强化了宗法等级意识，为君主专制开辟了道路。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奠定了建立“尊王攘夷”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对于保证齐国在诸侯称霸中、在这统一战线中处于领导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弥息中原各诸侯国的纷争，维护华夏统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共同抗击外敌侵入，无疑有着很大的社会意义。而在管仲改革中的君主专制精神、人治精神，不仅影响了先秦齐国人们以及他国人民观念的发展方向，对步入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的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甚至
此后的改革家似乎独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改革模式，往往都是在不断的加强君主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国盛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可以从管仲的改革中找寻踪迹。
与管仲相反，梭伦的改革规定，所有机构都只不过是国家^v^的一部分，都必须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行使自己的职权。这就使得国家很难走向专断和独裁统治。他的政治改革内容是民主性的，是希望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机构和让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不但如此，他还将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正如梭伦执政前发誓要为雅典人制定一部“把强力和正义结合在一起”[6]的法律一样，梭伦的改革体现出不言而喻的法律至上、以法治国的精神。而这种改革，不但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而且，还为近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将管仲与梭伦的政治改革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二者的改革的不同是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地理环境，阶级力量对比等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将中国古代史论文其进行对比是为了让我们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对今天有益的启示，并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生活中。
管仲与梭伦，他们的政治改革在不同方面，不同层面，对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我们更应该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益处。
[参考文献]
[1]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节；第7章。
[3][4]（希腊)普鲁塔克《普鲁塔克选》，吴子廑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第14节；第16、19节。
[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
171页。
年版，第1990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
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
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
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v^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 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
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 8、 9的西汉了。
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
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 1米的环首刀。
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 300年时光直达隋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
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
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
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
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
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
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 1米长的单手刀，到 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贪腐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
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
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
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
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
于是战国便有了 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 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
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
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
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
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
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
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 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 2米以上 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 3米。
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
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
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 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
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
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
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
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
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
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 1 - 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
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
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
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
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v^病-头部易脱落。
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
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
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
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 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
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初中历史教材九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活动课四安排了历史小论文的撰写——《科学技术与未来》。撰写历史小论文对于初中生来讲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学习形式。那么，如何指导初中学生写好历史小论文呢？笔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探索，也指导过多名学生在市级以上历史小论文评比中获奖，现呈现自己教学实践中的一些浅见，以求教方家。
虽然初中历史教材一直到九年级下册才提出写历史小论文的要求，但我认为，对学生写历史小论文的要求，可以从八年级开始。其实，八年级下册的活动课一《社会调研——家乡的昨天和今天》，形成的调研报告便是一篇小论文。教师要让学生形成这样一个意识：专家学者理论水平较高，可以写学术论文，我们初中生对某一事件、人物有自己的观点，能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一样可以写出历史小论文来，写论文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教师在学生刚接触历史小论文写作时，可以展示部分上几届学生写的优秀小论文，展示的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让学生知道原来调查报告、读史体会（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看法）、对身边社会现象的评述都是小论文的形式，它可望而可即，从而在心理上驱除畏难情绪。
要写好一篇历史小论文，关键是要选材。我常指导学生从小处切入选材，如对历史事件、人物评论的质疑中选材。历史的过去性决定了史论大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取的，再加上时代的局限和史家的主观性，给质疑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如学习《繁荣一时的隋朝》时，学生可以对隋炀帝的功过进行评论；在学习《中华民族的抗争》时，对日本右翼势力参拜^v^发表自己的观点；学习《社会生活的变化》时，就“广告可不可以夸张”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这些都是历史小论文很好的选材。
《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学习中要“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因此，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挖掘乡土资源，从一个地区的变化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如教材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一节中，内容很大一部分讲述了清末状元张謇在家乡兴办实业的事，这与我们三余的历史紧密相连——三余是“张謇垦牧地，江谦耕读处”，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于是我鼓励学生因地制宜，挖掘历史小论文的写作素材。有研究小组查阅了资料，知道在历史上三余地区常受海水冲击，后张謇邀请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主持兴修水闸，这些水闸有的至今仍在使用（如恒兴的三门闸），有些地方虽然闸已经拆除，但在地名上仍对建闸历史给予保留（如九门闸、中三门闸等地名），有的闸则进行了改建（如遥望港闸）。学生们在经过查阅资料、询问长辈、实地考证后，写出了《三余因闸而宜居》的历史小论文，有理有据，丰富了对当地历史的了解。有学生根据通州西部地名多“灶”字（如袁灶、姜灶）现象及三余盐垦历史，查阅了资料后，写出了《通州盐业缘何衰退》的小论文。又如在学习九年级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节中，有人反对经济全球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的变化及通州家纺业与国外商家的贸易，加之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的引证，得出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利大于弊的结论。
文章不厌百回改。学生的历史小论文写完以后，教师要让他们自己先审读、修改，教师在此基础上提出修改建议，让学生继续修改，努力臻于完美，修改的过程是对原先思维再整理、再深化的过程。对学生的劳动成果，教师要提供展示平台，如班级自编小报、黑板报、晨会朗读等，让学生在展示、互评中进行观点的碰撞，感受成功的喜悦。
学生写历史小论文的过程是将历史“读厚”和“读薄”的过程：“读”厚是为了写好小论文而通过各种形式查阅资料，大量占有素材，对历史事件、人物有个比较全面认识的过程；“读薄”则是在阅读后融进了自己的体悟，形成自己对历史事件、人物的看法，有一家之言。学生通过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增长了历史知识，提升了思辨能力，为高中阶段研究性学习打下了基础，这不是对历史小论文写作的最好肯定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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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山东教育，20_（10）.
[2]潘银华.指导初中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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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三余中学）
水利是的命脉。几千年来，丰富的水利资源滋养了中国农业。同时，历史上旱涝灾害频仍，也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中国的农业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农田水利、克服旱涝灾害的斗争史。中国古代农田水利大体经历了下列发展过程。战国以前与当时的井田制农业相适应，布置在井田上的小型灌排渠道─沟洫，是这一时期水利的代表型式。传说早在公元前20_年左右，夏禹治水时已经发明沟洫,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得到很大发展。至周代，农田沟洫逐渐形成系统并趋完善。据《周礼》的描述，当时的沟洫大致可按功用不同和所控制的面积大小，分为浍、洫、沟、遂、畎、列各级，分别起着向农田引水、输水、配水、灌水以及从农田排水的作用，形成有灌有排的农田水利体制。除了直接从河流中引水的形式外，当时还出现了人工蓄水陂池。即在天然湖沼洼地周围，用人工修筑的堤防构成的小型蓄水库，可以调蓄河水和天然降水，提高灌溉能力。西周时京都（今西安市西南）附近有灌溉作用的池，就属这种灌溉型式。东周以后随着铁制农具的开始使用和推广，水利工程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如楚国在公元前613～前591年间在今安徽省寿县建成了芍陂;并于公元前54年将发展农田水利定为国家的法典。公元前 563年郑国也兴建了新的灌排系统。战国至西汉时期 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兴起。大型渠系工程取代了农田沟洫，水利工程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大型渠系建设 海河流域方面：战国初年，魏国邺令西门豹在今河北临漳一带主持兴建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漳水十二渠。由于漳水含有较多的泥沙，带有丰富的有机和无机养分，该渠的兴建不仅发展了灌溉，而且肥沃了农田，改良了。西汉以下数百年间，邺县一带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区域，当与漳水十二渠的兴修有关。长江流域方面，秦昭王时，在秦蜀守的主持下（公元前256～前251），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建于岷江冲积扇地形上，为无坝引水渠系。渠首工程主要由鱼咀、宝瓶口和飞砂堰3部分组成（图1[都江堰渠首工程布置示意]），鱼咀是位于江中的分水堤，它将岷江水一分为二；宝瓶口是内江进水口门，起节制进入灌区水量的作用；飞砂堰则是内江溢洪道。三者构成完整的灌溉枢纽。都江堰规划布局合理,设计构思巧妙,在施工和管理上，如以当地竹石等作建筑材料，设立石人水尺以观测入江水量等，也有许多合乎科学的创造，是古代灌溉渠系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典型,除灌溉效益外,防洪、航运均蒙其利，有力地促进了川西平原经济的繁荣。...
元代历史轶事类笔记，一卷，元代蒋子正撰。蒋正子，生卒年不详。自称曾做过溧阳县学官。《山房随笔》中有“穆陵在御”、“至元戊寅己卯间”等语，可见此人生活在由宋入元之际。书中多记宋末元初时事。书名“随笔”，实类似於诗话，谈论了许多宋元人的诗。所记宋朝亡国时夏贵﹑贾似道﹑张世杰﹑赵淮等人事迹，以及杜善夫﹑聂碧窗等人的诗作，对于研究宋史和宋诗颇有参考价值。如记僧本真《吴门上元》诗：“村翁看了上元归，正是西楼月落时。夸道官衙好灯火，不知浑尔点膏脂。”对於地方官吏贪财好货的劣迹，有所揭露得入木三分。书中也有记载失实处，如陆秀夫挽张世杰诗，其实陆秀夫死在张世杰前，《宋史·忠义传》记载甚清楚。至于书中所云：“云中见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关系不轻，後身当出恢复矣。’”此等语本属虚妄，只是表现亡国遗民的一点愿望而已。
通行本有：《百川学海》本(明代重辑)一卷;《藕香拾零》本，有拾遗1卷，清光绪(1890)刻本。
今有：《山房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版;《山房随笔》中华再造善本，《历代诗话统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版。
缴世忠：(公元1941～今)，河北大城人。著名地方史志专家。河北省大城县地方志办公室调研员、副编审。北京燕图联文化发展部特约作家，四川省侨光东方文化科技研究院研究员；《史志文萃》、《方志研究》、《黑龙江史志》特约记者，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河北省地方志学会会员。发表文史志文章二百余篇，其中文史志学术论文六十四篇，有二十七篇被七个省市选入二十三部文集。获奖文章有省优秀论文一等奖三篇：《记述民国县^v^探微》、《新志书应当在新字上下功夫》、《精简县志篇幅十议》；省二等奖两篇：《论帮会入志》、《论县志篇目的优化选择》；三等奖一篇《新方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市二等奖一篇《以清廉之风感召人心》；县三等奖一篇：《马兰·猫及其它》。较有影响的论文还有《方志性质辩》、《修志博学论》、《修志求实论》、《继往开来修好续志》、《京津冀水资源演变影响及对策》、《华北水井与水井灌溉史寻踪》等。主编《大城县志》（常务副主编），参编《中国市县大辞典》等，参审志书四部，参评志书十七部。业绩载入《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十二部名典。缴宝存：(公元1974～今)，河北沧州人。著名“奥运福娃”缔造人。缴宝存和妻子王翠英在20_年3月4日生了五胞胎，是北京妇产医院建院以来出生的唯一一例全部存活的五胞胎，曾应邀到北京电视台参加《真情互动》节目，老大缴福庆(女)，老二缴福森(男)，老三缴福莉(女)，老四缴福欣(女)，老五缴福源(男)。北京市西城区慈善协会为他们提供了万元助学善款。20_年2月20日，五胞胎正式进入北京幸福泉教育机构，接受为期三年的免费教育。20_年3月2日，五胞胎满五岁，并在生日会上许下心愿，要扮演“奥运五福娃。当年在《真情互动》录制现场，主持人文燕让五个小宝贝分别按顺序念出“北”、“京”、“欢”、“迎”、“你”这几个字，这时，坐在下面的缴宝存不由灵机一动—既然福娃是五个，而他家的缴氏五胞胎，名字中也都各有一个福字，这难道不是一种奇妙的巧合？想到此，缴宝存觉得兴奋异常，赶紧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妻子。第二天，一封承载着美好心愿的申请书由河北沧州寄到了北京奥组委，缴宝存在信中说，“我的五个孩子名字中都带有‘福’字，与200年北京奥运会的‘五福娃’同名，如果生活中的‘五小福’也能像‘五福娃’一样，为奥运送吉祥那该多好。随后，他又提出想申请自己的五个孩子成为北京200...
筑牢民生水利堤防，构建高效清廉工程
——我县民生水利反腐倡廉工作的调研报告
（南丹县水利局 纪检组长容祖毅）
20_年6月16日
今年以来，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中国xxx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高潮。 这是xxx为全面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深化反腐倡廉，从法制上、制度上保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清廉从政、立党为公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廉政准则》凝聚了xxx反腐倡廉、严惩腐败的决心的和信心。准则的每一条、每一项都与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密切相关，是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加强自身廉洁、党性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又一法宝。
结合我县民生水利建设中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实际，围绕《廉政准则》和加强水利工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的要求，我谈谈个人的思路和意见。
一、我县民生水利建设的基本情况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在农田水利建设、农村人饮解困工程建设、河流域治理工程建设、灾后重建等等方面，资金投入一年高过一年，建设面也在不断扩大，今后的投入还将继续。水利工程建设助农、兴农、惠农的社会效应得到最广泛的提高。仅从20_年至今，我
县中央、地方财政投入和引资投入水利建设的资金就累计高达亿元。如何保证水利工程安全、资金安全，保证水利行业反腐倡廉取得实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水利工程反腐倡廉的主要举措
xxx总理在《加强重点领域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的讲话中说到：“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健全制度很重要，提高执行力和约束力更为重要。”对水利行业这一国家财政高投入的领域，同样是腐败易发高发领域。依照《廉政准则》，切实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各项部署，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行xxx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确保反腐倡廉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水利工程建设能否成为阳光工程、廉洁工程、安全工程，直接关系到民生水利反腐倡廉工作的成败。因此，水利行业反腐倡廉的工作，应着重抓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一）、强化领导责任制
防治腐败首先要从领导干部抓起。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作风建设，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领导责任制，是党风廉政建设构建惩防体系的制度保证。
作为国家重点投入的水利建设单位，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管理、监督机制，是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党员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自觉履行责任人的责任，带头廉洁自律，自觉接受监督，严格依法依规，自觉推行科学民主决策，完善管理程序。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把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集体讨论、民主决策作为必经程序加以规范。在工程管理和监督中，认真落实行政领导监督机制，使监管执法落实到每个层面。要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贯穿于水利行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体现到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约束党员领导干部、技术干部的从政行为，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控。
（二）、强化职责责任制。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把反腐倡廉寓于制度建设和管理工作之中，在依法行政、责任落实，制度管理上，强化工作职守，加大“首问负责制、责任追究制、限时办结制”的监管机制，在治理收受礼金、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管理、预算管理、政府采购、干部人事管理和内部审计等方面制订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加强对权力和特权主义的监督检察，严格工程建设中的审批条件、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加强监督制约，防止“人情工程”、“关系工程”，杜绝“豆腐渣工程”。
（三）、明确责任追究制
水利工程建设的特点是点多面宽、受气候、地理环境、当地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较大，这是给工程建设设计、投入、质量、效益等找到了一些“合理”的借口，使责任追究变得难以划定。这也是水利工程领域腐败容易发生的原因之一。因此，水利工程建设要一改过去“重建轻管”的状况，依照
国家《安全生产管理法》规定的“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全程跟踪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直至工程发挥社会效益的情况与设计、投入是否配套，防止各种腐败行为在工程设计中虚高预算、大头小尾、以少报多、弄虚作假、偷工减料、套取国家水利资金、设计与施工串通一气等腐败现象的发生。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行政领导对水利设计等技术性知识的不足，往往给设计上的虚高预算